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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雅音张力文化传播研究专辑丨文化语境与媒介话语的意义生成及传播-元浦说文

2019-04-29 全部文章 118
张力文化传播研究专辑丨文化语境与媒介话语的意义生成及传播-元浦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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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呈现与解读依赖于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于意义的生成与实现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意义交往习惯,从文化语境与意义生成的关系去探讨跨文化传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运用水平,更好地进行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的实践。
关键词:媒介话语 文化语境 意义
根据香农关于信息理论的观点,人们获取的信息越多,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就会越少,从对事物认知的不确定状态逐渐变为较为确定的状态,也就是人们对事物处于了解与知晓的状态。就媒介话语传播而言,人们通过它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但是人们对于事物认知与理解的不确定性并未减少,反而在媒介话语的不断流动中,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偏向性,媒介话语传播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香农所提出的“信息”郑多彬冥婚,更值得重视的是其传播的“意义”。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呈现与解读依赖于文化语境,这个问题在媒介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中非常突出,文化语境对于意义生成与实现的重要作用得到广泛的承认。意义不是在被语言和符号表征后便可以固定下来,它仍会随着语境、用法和历史情境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对事物的阐释与理解,“意义”在被主体接受后可以内化为观念体系,从而对主体的认知理解行为与社会生活实践产生支配与引导作用,最终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因此,对跨文化语境下意义的生成与传播进行审视与考察便显得尤为必要。一、文化语境决定认知框架
简单来说,文化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话语和语言环境密切相关,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不可缺少。对语境的研究主要包括了三个层面:语篇上下文的语境、客观世界的场面情景语境和文化背景语境。这三个层面的语境共同形成了人对事物理解过程中的抽象化的认知语境。在交流中,语境包含两个方面: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也可以把语境看成是自然语言在表达时所依赖的语言知识及非语言知识的总和。语境因素是交流得以进行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文化语境在媒介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文化语境主要指言说者所处于的社会文化背景,人类生活于文化环境中,各个方面受文化的影响,并随其变化而变化,文化决定了人们表达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存在的方式等。我国语言学家胡壮麟指出,文化语境就是语言运用时的实际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包括文化习俗,即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沿袭而成的生活模式和言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另一方面是社会规范,即一个社会对其语言交际运用的规定和规范。由此可见,一个社会的语言系统及运用深刻地决定于文化语境的作用。文化语境以深刻而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表述行为,并反映在媒介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中。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讯息系统的普遍特征是:意义(期待接受者所做之事)由以下要素构成:交流、背景、接受者按预定程序作出的反应,以及情景。”[1]接受者实际感知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语境的性质。“生物体感知到的信息受四种因素的影响:地位、活动、背景(setting)和经验。但是对人而言,必须加上另一个关键的要素:文化。”[2]文化语境赋予媒介话语以意义,或者说决定了媒介话语意义的建构方式。沃尔夫在研究跨文化传播中语言与事件的关系时得出结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语言和现实情况联系起来,而这种独特的联系方式是了解文化差异的一个主要渠道。“所谓有无意义必然受文化限制,且倚重评估意义时所用的语境。”[3]
虽然媒介话语是语言,但是媒介话语不是简单的对象化的、物化的语言,“而是有着时间向度的、在传播对话中的语言。它包括话语的生产过程、解释过程以及语言使用的情景,意义与传播共生、共存,并随语境表现为多样性。”[4]学者姜飞认为:“文化是有系数的,而传播则有语境。”[5]他分析认为,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形式可以表现为人、器物或者行为等不同的载体,而这些载体的一些具体特性特征(比如人的教育、年龄、职业、社会角色等)作为文化的系数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文化事实上没有一种恒定的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更多的是表现在某个时点上因为某个系数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表征出来的特征,而这种特征能够被表征出来,是因为有一个文化传播的语境在起作用。拥有相似的文化语境,媒介话语传播往往可以通过不言而喻就能实现,而拥有不同的文化语境,媒介话语传播需要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而且这种表达也会因为表达方式上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点使得整个传播的方向发生改变,甚或背离初衷。因此,语境对意义的最终实现起到重要作用。
一定的文化语境下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认知框架。菲尔莫尔(Fillmore)将框架理论应用于语义学的研究,他认为,认知框架可以对事物进行定性区别,或者说,框架具有给标记空间与无标记空间设定边界的符号功能,相当于一个符号场,其包含的内容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对象也可以是一个过程,是用比较抽象的语言符号来表征一个具体的事物或事件,并为其赋予意义。对意义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对这个符号场的合理解释。他在著作《框架语义学》中做了系统阐述,认为框架是“一种认知结构方式”,是“与某些经常重复发生的情景相关的知识和观念”,是“某个物体或事件的成见或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纯语言知识和概念知识之间的一个接触面(interface)”欲海逍遥。[6]这种认知框架决定了:其一,使用语言符号表述相同的情景,因为认知视角的不同,语言表达也不会相同;其二,一定的认知框架具有相对稳定的基本角色,比如,“教育框架”的基本角色就是“教师、学生、知识”等;其三,形成框架关系网络的角色之间联系紧密,其中一个角色被提起,其他角色及整个认知框架就被激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关联,我们才得以理解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在媒介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我们要注意到,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认知结构方式,这反映在语言符号表征具体事物或者事件时,其所牵涉的语义框架联想也会因之不同,因此在媒介话语面向跨文化传播的生产时要避免由此而来产生的表达错位。
具体来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其认知与思维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各自特定的框架,从这个特定框架中产生出来的话语意义也是特定的,从而社会文化差异表现为框架之间的差异,话语语言学家就此提出的社会文化框架观认为[7]:其一,对知识的表征不仅有一定的构型,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采集、组织知识内容咒怨黑少女,以及怎样使用知识的方法,也就是说知识的表征过程具有程序性、定义性和描述性,并且这些因为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而又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规定性;其二,知识可以分为社会知识和个人知识。社会知识是指社会上所有成员或者大部分成员所共有的知识,具有一定的规约性,而个人知识是个人通过自身获得的、与具体个人相关,具有特殊性。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有重叠的部分,但是不完全一样。在共有社会知识的前提下,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的文化行为会产生相同的理解和反应,可以对意义内涵进行预期和推理。比如,亲吻拥抱在西方文化中是表示礼貌和友好的举动,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框架的意义,在西方人社会心理中成为一种共有知识,而不会有其他理解,对于东方人而言,则不然。个人知识与共有知识的差异则会使得人们面对相同的感知却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从而出现推理错误或者预期中断,这就是社会文化框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凸显的认知差异。其三,在社会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框架,必然与其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舍本逐末造句。由于文化背景、生活经验相异,对一个词义的内涵的界定和理解会有不同,通过它所激活的意义认知框架也存在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比如见到“早餐”一词,中国人联想到的“早餐”框架是豆浆、油条、稀饭、包子等,而西方人联想到的却是牛奶、麦片、面包、烤博饼。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峡房市网,“龙”是中国的象征怀仁大地学校 ,对中国人来讲,“龙”这个词激活的文化框架含有“勇敢、兴旺、神圣”等正面积极的含义,而在西方文化中激活的框架却是“邪恶、凶猛、危险”等与中国文化框架相反的意涵。
媒介话语的传者与受传者都是文化中人,因为身处不同的文化语境,在媒介话语的认知框架释义中产生误解与分歧,也是自然的。鉴于此,媒介传播者在制码时,需要了解对方的文化语境,预判对方的认知框架,避免或者减少受众的解码偏差,更为准确地传播媒介话语的内容与意义。笔者认为,文化语境作为人类认知、理解的普遍基础,会因时因地而变化,认知框架也会随之获得新的意义阐释,它是跨文化传播交流的双方知识背景、文化传统和话语表征等的交融结果。每一种文化自其存在之日起,就其自身的生命发展来看一直在经历着成长、变化,媒介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和交流更是一种促进其变化、发展的活力源泉。从文化语境与框架认知的关系去探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生成,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运用水平,更好地进行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二、中西文化语境差异性比较
中西方文化语境在媒介话语意义的构建上表现出来文化的特性与差异性。爱德华·霍尔认为:“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提供一个选择性很强的屏障。在许多不同的形态中,文化选定我们要注意什么,要忽略什么。这种筛选功能给世界提供了结构,保护着神经系统,使之免于‘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8]在任何情景之下的交流,要达成互相理解,重要的一点是:对话双方的熟悉程度要足以使彼此知道,对方考虑到的和未考虑到的是什么。对于相互理解而言,在复杂程度低、变化慢的情境下,双方相互理解不难做到,因为大多数的交往者彼此都熟悉伊氏的日常,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是,在当今这个变化快复杂程度高的现实世界,媒介话语的表述若不结合语境的考量,只是通过高度技术化的操作,不考虑文化语境因素的编码,其传播效果往往会不尽如人意。鉴于中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语境因素阻碍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同的现实问题,笔者在这里就中西方在媒介话语的传播中所面对的语境与意义问题,作一个集中探讨。
对于文化而言,语言是承载与表现它的最主要方式,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就是语言往往无法真正地承担起这个重任,这是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线性特征,它是其自身演化的产物,具有较强的人为痕迹,虽然语言是人们文化交流的媒介,但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也同时受到语言的种种限制。语言做不到将思想和意义从一个大脑一成不变地迁移至另一个大脑,它是组织信息、释放思想的系统。很多的事物作为初始形式的素材,常常进入人们的大脑,却不能被明确地表述出来。人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将这些素材释放出来,但是完全不变地植入进他人的头脑中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只有人的亲身经验才能达到那样的效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十分武断,它使我们审视观念,而不是事件——这是非常严重的缺陷。而且,线性思维会妨碍相互理解,把人的注意力不必要地转向无关的方面。……一个人谈论一个层次的事件时,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考虑不同层次的其他许多事件。这仅仅是因为,他只能在一个既定时刻谈论某一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语言的线性特征)。”[9]打个比方说,50年代美国曾花费百万开发其他语言的“翻译机”,但是由这个机器翻译出来的译文,词语和语法都正确,但是语义却被扭曲,问题并不是出在语言符号代码上,而是缺乏了上下文的语境,导致意义不能被这些语言代码正确的表达出来,这是因为语言的线性生产减弱了语境,即强调了一些内容,却牺牲了其他一些内容,最终影响意义的理解。
中西方文化语境差异明显,其各自的表意系统也遵循各自的文化体系、承传各自的文化传统。两种文化借助媒介话语进行意义交流与沟通时,因为彼此文化特质的不可通约性,传播效果常会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陆薇雯,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王达武,如何克服语境的限制,以适应对方的接受习惯。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将文化语境分为高语境(High Context,即HC)和低语境(Low Context,即LC)。“高语境互动的特色是,预制程序的信息贮存在接受者身上和背景之中;此时传达的讯息(message)中只包含着极少的信息(information)吴怡铮。低语境互动则与之相反:大多数的信息必须包含在传达的讯息之中,以弥补语境(内在语境和外在语境)中缺失的信息。”[10]按照爱德华·霍尔的进一步解释,“所谓高语境交流或高语境讯息指的是:大多数信息或存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在人的身上;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信息却非常之少。低语境交流正与之相反,就是说,大量信息编入了显性代码之中。”[11]在高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交流顺畅而且节省精力,往往凭直觉就可以了解到对方的意图,对话用简洁的语句就能彼此会意,也就是霍尔所说的在高语境中信息的传输有一套预定程序,包括价值观、背景、仪式、约定俗成的规范等等,交流双方一般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思,而是借助这些非语言信息来表达,意义在语言之外还被编排在对话双方共喻的语境中,如果不知道所用的语言的语境,就很难理解它的准确意思,意义中仅有一小部分是通过显在的语言传递。在低语境中,情况恰好相反,人与人之间如果要实现有效传播,就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意思详尽地表达清楚,每个细节和含义都必须以编码信息的形式表达清楚,也就是说尽可能将意义与信息用显在的语言表达出来,补足因为语境不同可能丢失的部分,低语境的交流是直接的外显的交流,它依靠逻辑、推理、思维和语言表达,而对语境的依赖性相对较弱。此外,“高语境交流常常被用作艺术形式。这种交流是统一和内聚的力量,寿命长,变化慢。低语境交流不具备统一的力量,但可以轻易和迅速地加以改变。”[12]
就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而言,意义交流与语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中西方之间的媒介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语境的作用存在于媒介话语意义的建构当中。在每一个文化内部,交流以自我文化语境为主,对异质文化语境缺乏敏感度,因此在理解异质文化的话语意义时,仍然会存在自身文化语境解读的惯性。高语境文化通常被低语境文化区的人认为交流低效,因为高语境的交流方式是含蓄和委婉的。这里其实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事实上,高语境与低语境都有交流传播低效和高效的时候,重要的是将需要交流的信息放在相应的具体语境中去解读,才能解读出它的真正意义。
古德肯斯特在爱德华·霍尔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从“高语境”到“低语境”的顺序将若干国家按顺序排列如下[13]:中国、日本、阿拉伯、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等。从这个排列可以看出,中国属于高语境国家,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则属于低语境国家。高语境国家的文化特点是内隐、含蓄,使用较多的非言语暗码,反应不外露,人际关系紧密稳固,高承诺,时间观念灵活等。低语境国家的文化特点是外显、直白,使用较多的言语明码,反应外露,人际关系脆弱短暂,低承诺,时间观念强等。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拥有几乎相反的特征,因此彼此之间的交流必须要结合其所处的语境才能够顺利进行。
在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交流中,信息显码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不相同,因此在实际的媒介话语交流中,就容易产生语用失误,导致无效传播或者交流失败。对于低语境文化区的人来说,要理解高语境下媒介话语的意义,就要结合话语发生当时所处的语境来理解意义,只从语言显码中获取意义往往是不足够的,要在整个高语境系统中去解读;而低语境文化中的媒介话语,语言的字面意义通常就是最大化的涵义,作为高语境文化区的传播者,在向低语境文化区进行媒介话语传播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低语境文化区的这一特点,要注意体察低语境受传者理解层次上的现实需求,从话语的表述方式和呈现手段上都力图符合低语境受传者的认知和理解习惯,尽可能全面和确切地传达意义,从而有意识地消除可能的交流障碍,以减少被误读和被误解的发生,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笔者认为,在当下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具有相对性,不能极端地去看待一个文化模式。事实上,各种文化在媒介话语的传播交流中,互相影响,互相转化,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逐渐不同程度地融汇于对方文化中,而不是简单地呈现对立态势。我们应该清楚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们通过媒介话语意义的不断碰撞与交流来体会和理解他者文化,进而反观和更好地认知自我文化。三、中西文化语境下的意义交往习惯
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中,传者与受传者在意义解释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也因为文化语境不同而有异。用海因兹、卡普兰等的观点来解释就是,从语言文化的接受习惯上可分为“作者责任型”和“读者责任型”两种,这个区分根据在语言写作与接受的过程中作者与读者在意义的理解上各自负有的责任多少以及写作者对自己与读者共有知识背景的估计。[14]
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等东方国家属于“读者责任型”, 美国等西方国家属于“作者责任型”闲王的盲妃。从汉语文化的传统来看,对汉语语言文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汉语的语言表述讲究言未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传统。写作者通常不会在文章思想意义方面做很详尽的解释,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相应的素养和知识储备加以理解与解读,这是与西方英语语言文化完全相反的情况,西方英语语言文化中写作者在使读者理解文章内容的思想意义方面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我们可以看到,从文章伊始,英语的写作者是首先说明论点,将表述对象当做一个可认知的独立出来的个体,体现了西方文化对实体世界的认知细致明晰的写实倾向,继而在文章阐述中尽可能使用足够的词汇和准确的关联词,使得整个文章形成一个严谨的、能够带领读者进入写作者思路的有机整体,最后再次强调文章观点。也就是说,写作者倾向把一切想要表达的东西用语言明晰地表述出来,读者从而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思想和意义。而汉语的写作者则是倾向于主体为中心,对认知对象是散点游目式的写意观照,思维跳跃,沈雅音篇章的联系在于意象间感悟式的内在逻辑,给予读者很大的解读空间。
结合媒介话语传播的现实来看,汉语的这种“读者责任型”的语言文化传统会对“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话语交流造成一定的障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实践和深层结构,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由各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而且处于一定的语境下,所以置身此文化语境之外的人们去理解该文化语境下的话语表述是难以准确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文化不能单纯从内容和构造成分去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系统是如何组织的,主要的子系统和动力如何发挥作用,各子系统和动力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使我们处在非同寻常的境地;换言之,只从内部或外部来描写文化,不同时参照这两个方面马子豪,那是不可能充分描写清楚的。”[15]由此可见瞧瞧返利网,作为媒介话语的传播者要了解到彼此文化构造的特质,在媒介话语生产环节,清楚自身作为话语生产者意图达到意义的有效实现所应该担当的“作者责任”,避免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意义流失与意义误读。
了解了如上所述的中西方文化的语境特征,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中,要有意识让思维模式不要完全受制于自我文化,尝试以受传者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便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人们更容易理解与接受。此外熊嘉琪,我国的对外媒介话语传播应有意识地由生产“读者责任型”媒介话语向生产“作者责任型”媒介话语转变,以谋求媒介话语传播的国际化,达成自身意义的有效传播,并实现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愿望。结语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媒介话语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化与媒介话语具有意义互动关系,文化的存在依赖于语言,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去表达和创造文化,我们可以用语言制造我们的文化存在,因此探讨媒介话语的传播活动不能脱离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体系,在媒介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理解与沟通绕不开文化语境这个具体情境。在现实中,媒介话语的表述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公正,原因就是传播者在理解他者文化时,总会拘囿于自身的理解,运用自身的文化视角去认知对方和表述对方,作为带有先见的语言本身其表述方式天生具有倾向性,而媒介话语在专业主义的操作流程中,更加凸显其偏向性诠释的特征,媒介话语成为一种语境依赖程度很高的话语形式。在当下全球传媒时代,媒介话语对人类认知环境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媒介话语的传播是文化之间文明之间的交往过程,其意义的相遇与碰撞,是彼此从试图理解到实现理解的过程,媒介话语的意义传播介入现实的程度超出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范围和程度,媒介话语通过对世界方方面面的阐释赋予事物以意义,引导人们如何认知、如何理解世界的诸种关系,并以这种方式影响与参与社会现实与世界秩序的构建,因此,我们需要强调跨文化语境下的媒介话语传播过程意义生成的语境性与历史性,在了解文化语境与意义生成及传播的关系的基础上,以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霍尔逃离天堂岛,《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2] 唐德根,《跨文化交际学》,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
[3] T. A. Van Dijk , Macrostructure:An Interdiscip linary Study of Global Structure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 andCogni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80).
作者简介:
张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媒介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等。
[1][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2][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3][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剑鬼蛊师,2010年,第189页。
[4]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5]姜飞,“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第17-27页。
[6] Fillmore , “Frame Semantics.” In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ed.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982). 转引自:朱永生,“框架理论对语境动态研究的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2期,第1-4页。
[7] T. A. Van Dijk , Macrostructure: An Interdiscip linary Study of Global Structures inDiscourse,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 1980), 232-234.
[8][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9][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10][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11][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12][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13]唐德根,《跨文化交际学》,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
[14] J. Hinds, “Reader Versus WriterResponsibility: A New Typology.” in WritingAcross Languages, eds. U. Connor and R. B. Kaplan (Reading, MA:Addison-Wesley, 1987), 141-52.
[15][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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