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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白清寨滑雪场回顾|张亮:活着的书楼与生长的城市——以天一阁的视角管窥城市遗产的保护-乡愁经济

2017-06-15 全部文章 58
回顾|张亮:活着的书楼与生长的城市——以天一阁的视角管窥城市遗产的保护-乡愁经济

由泉州古城保护发展工作协调组办公室、鲤城区人民政府主办,泉州文旅集团-古城发展公司协办,乡愁经济学堂承办的“美丽古城 家园共造”社区营造初阶培训,于2017年9月16、17日举办。初阶培训从时空尺度、发展模式、街区尺度的行动三个维度展开,邀请了夏铸九、黄永松、李永萍、梁忆南、龙元、郑荣发、刘欣蓉、张亮、吴楠、林德福十位不同领域的讲师授课红牌太监gl。《乡愁经济》特将讲师授课内容整理成文,以供广大读者分享。


活着的书楼与生长的城市——以天一阁的视角管窥城市遗产的保护
文化机构与城市遗产保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本文拟将天一阁的发展作为切入点,梳理出天一阁在四百五十年岁月中演变出来的三种气质、两种面貌,并此为背景,探讨天一阁作为现实样本在城市遗产保护中面临的几个问题。
一、古典城市与作为私家庭院的天一阁
天一阁位于宁波老城区月湖西岸,原为明代嘉靖时期南京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家藏书楼。(图一)根据文献推测,这座藏书楼的建设时间不会晚于公元1566年,距今已超过450年,是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另两个是马拉特斯塔图书馆和美第奇家族图书馆,均在意大利)(图二)。天一阁是我国现存藏书楼中少见的“书、楼具存”的实例,这座藏书楼经历明清易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岿然不倒,其藏书活动在四个半世纪的绵长岁月中几乎从未间断。她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全国古籍重点收藏单位。她是一座还活着的藏书楼!
图一:天一阁全景。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图二:世界三大家族图书馆。图片来源:作者基于互联网资料制作。
与西方的建筑观不同,我国古人更倾向于把建筑和自然包容在一起:从外部而言,传统建筑就好比是一棵树,其核心要素如形态、材质等与所在的地形、水系、气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内部而言,她就好比是一滴水,在狭小空间中浓缩了自然的精华,所以不能叫房子而应叫园子。
我们先来看天一阁赖以生长的土壤——宁波。宁波是古代著名的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作为一座在唐代就已经存在的古城,在其童年时代却存在一个大困扰——缺乏淡水。
我们知道,所谓江南地区(江浙)的基础环境是由最近一次海侵所塑造的,海平面在7000年前逐步下降钱今凡,海水退却后留下了不透水的土层和密集的水网湖泊,这就是江南水乡的环境基础。但宁波与江南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她离海太近,所有的河流直接通海,海潮泛滥导致“田不可稼,人渴于饮”,在农业为本的古代,这里原本不应该出现城市。
这一切在公元833年(唐太和七年)得到了彻底解决,因为它山堰水利工程完工了(图三)。这个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伟大设施,将宁波南部山区的水网与海潮相隔绝卡那瓦罗,并通过一条24公里的运河(南塘河)将淡水直接注入宁波城,在城市南部形成水库——月湖的前身,宁波自此有了建城的基础(图四)。
图三:今天的宁波它山堰。图片来源:互联网。
图四:宁郡地舆图。图片来源:互联网(该地图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宋代开始月湖经过疏浚治理、营建岛洲,遍植松柳,跟西湖一样,逐步演变成为“开放性公园”,到了南宋时期由于临安(杭州)成为首都,更多的北方士族迁徙来甬,沈阳白清寨滑雪场月湖地区更是形成了世家宅第林立,书楼讲舍遍布的格局,可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
明、清时期李琰简历,随着心学的传播,浙东学派的壮大,月湖地区的书院文化、藏书文化进一步兴盛,当时司马第范氏(天一阁)、桂花井陆氏、大方岳第张氏、烟屿楼徐氏,都是诗礼传家,书香绵长。即便到了近代开埠以后,这里仍是第一代民族工业创始人的居住地,依然领风气之先,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的设计者之一、核物理家戴传曾,墨子号量子卫星的设计者和发射总指挥王建宇、中国诺贝尔医学奖第一人屠呦呦,都是从月湖两岸走出来的宁波人。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很自然地能够概括出月湖地区的两种气质(图五):
1.“洲屿相间,居湖合一”的水乡环境;
2.“书香门第、文脉相传”的精神家园;
图五:月湖景致。图片来源:互联网。
其实还有第三条气质,只不过这第三点,需要我们解剖一下作为“水滴”的天一阁。
天一阁的形制其实很简单:六开间两层硬山顶民居,一楼六间不放书,二楼房间打通放置二十一个书柜,取后天八卦中“天一生壬水,地六癸成之”的含义。从东北方向引月湖之水进入庭院,绕楼半圈,在南侧潴水为池,水池之南则是一组经典的东高西低的海礁石假山,牢牢占据了文昌位。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就是天一阁全部的秘密。但似乎又有点困惑,这个困惑来自一首诗:
清代有首诗讲述黄宗羲作为第一个外姓人登楼看书的事件,起头一句:“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这首诗几近白话,唯独那句“阁玲珑”总觉得不能理解,这么简单的庭院何来玲珑二字?
刚到天一阁工作不久的某天,我想拍几张庭院全景,但发现一个问题:在庭院与书楼接近5:4的空间比例下,我始终找不到一个点将小院中的楼、水、山全部框入视野,即便是局部镜头,每个角度都呈现不同的层次结构:山石有三个层次,水面及邻水小岛又是一个层次,水池北侧的书楼又是一个层次,这还没考虑角度的问题。如站在假山的主峰上确能一览书楼,如站在书楼中轴线上也能看尽全山,但是你身后的景致却与你一起成为别人的风景文烈宏,而你却全然不知!
如果我们能走到天一阁内部,一边行走,一边透过宫灯纹和冰裂纹的窗棂向园子望去,在斑驳光影中管窥廊外,则又是一个新天地……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何止阁玲珑、园玲珑,连恐怕连观察者自己也是玲珑的!
这就自然引出了第三种气质:
3.玲珑精致,宛若天开的院落空间。(图六,图七)
图六:天一阁的天花。图片来源:作者基于互联网资料制作。
图七:天一阁南侧的海礁石园林。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总结:在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大致了解了宁波城的古典时代和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城市的环境赋予书楼相同的气质:水乡湖居、文脉相继、精致院落。这个定位及其气质稳定传递了三个半世纪,直到一百年之前。
二、城市转型与作为城市故宫的天一阁
如果说古典时代,宁波老城和天一阁的生长是“神同步”。那么进入最近的一百年后,当宁波向现代城市转型,天一阁变成公共机构,两者的走向却出现了“向左走,向右走”的局面。
1857年,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下令拆除维也纳的城墙,填平护城河,建设环城大道和公共建筑,这才有了今天的金色大厅,国会大厦等等(图八)。自此之后,拆城、填河、建大楼似乎成为近代城市奠基的普遍路径。吹响宁波城市形态现代化号角的人是孙中山先生,1916年8月22日,他在宁波发表了一次关于发展城市实业的演说,特别指出整顿市政的重要性:“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务自然繁盛。不数年后,其地值必可增高数倍……收入何患不巨?”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宁波各界迅速行动,从1925年宁波市政筹备处的《工程计划书》到1932年的鄞县政府《鄞县建设五年计划》,宁波与国内众多城市一样,沿着约瑟夫皇帝开拓的道路,开始飞速抛弃古典城市的形态。

图八: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图片来源:互联网。
而与此同时,天一阁也迎来了一次转型的契机,不过方向似乎截然相反。1933年9月18日的一场强台风使得天一阁东墙倾倒,而范家已无力维修(图九)英雄祭演员表。当时宁波城区负责文化建设的主管单位——鄞县文献委员会牵头成立了一个机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图十),委员会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地方乡绅和学者组成,主席是当时的鄞县县长。自此之后,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天一阁古籍的转移保护还是1947年成立的天一阁管理委员会,无论是1950年代的古物陈列所、1960年代的宁波市文管会,还是1970年代的天一阁文保所、1990年代的天一阁博物馆,这座藏书楼的性质从此转变为公共的历史遗存保护机构。于是,天一阁从城市遗产的减法运算中跳脱出来,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加法运算。

图九:1933年被台风破坏的天一阁东墙。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图十: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合影。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城市向左,书楼向右。我们试举三例。
1.建筑空间的变化。
城市建筑形态的更新,在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就是毁城,叶竟生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存世一千多年的宁波城墙连同六座城门彻底消失,“三江口千余年之雄城已为废迹”,城墙原来的位置则建成宁波最早的环城马路,宁波中心城区自此突破了唐代以来十八里罗城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图十一)。改革开放后,城市形态变化再次提速,1980年代实施单位住房改善,1990年代开展了旧城改造,本世纪初实施了城市景观和功能的提升。中心城区连续的历史建筑被分割为最后的8个历史街区和2个历史风貌区,以及300多处分散的文保单位(文保点)。

图十一:宁波南城门水关。图片来源:原图照片归属法国里昂东亚研究会,本图来自哲夫《宁波旧影》。
当城市的古典形态逐步消失的时候,天一阁则在修复和扩展。明代范氏司马第建筑群大概由三列三进以上的院落组成,占地面积超过2.3万平方米,但司马第建筑在二十年代已经基本消失滕林季,只留下了残破的藏书楼及其庭院。宝书楼本体的修复于1936年完成,修复了被台风损毁的构件,整修前后庭院,恢复了天一阁清初的基本面貌(图十二)。1980年代初,我们的前辈们在民国维修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一致认为:“范氏居宅和藏书楼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如果‘司马第’不存,则藏书楼失去整体建筑环境的依托,是不合理的。”于是前辈们利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拆除的明清构件,在原址基础上陆续复建了司马第大门、照壁、门厅、中厅和余屋部分,使原本已消失的天一阁西侧建筑格局与景观得以弥补,使天一阁的文化环境有了结构上的依托。在修复范氏住宅群的同时,天一阁还向南拓展谈书墨,截至本世纪初,天一阁已将原明代闻氏家族、清代陈氏家族、民国秦氏家族的建筑都并入进来,统一管理。这些后续的扩展,在当时完全是出于保护这些建筑的需要,但在空间上稀释了范氏藏书楼的核心价值。
图十二:上世纪三十年维修中的天一阁。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2.水乡环境的变化。
宁波近代以来的填河,最初为的是交通形态的更新。193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老城内九成河道被填塞成为道路,老城区主要道路框架基本成型,而代价就是城内水系逐渐衰亡,1928年宁波城区有桥梁227座,至1942年仅剩117座(图十三)。建国之后,水乡面貌继续蜕化,1950年代内日湖水系彻底填塞,1980年代之后,已经成型的中心城区道路进一步拓宽、取直、合并,带有河道基因的街巷脉络被进一步覆盖,老城的肌理开始断裂和模糊。
图十三:清代宁波府城主要河道。图片来源:互联网。
天一生水,天一阁无论在功能上还是景观上都离不开水。1933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修复天一阁过程中,就专门疏浚了天一阁周边的水道,确保消防用水。1983年天一阁在著名造院专家陈从周先生指导下,将东南围墙外占地十亩的绿地改造成传统园林——东园,并开挖了明池,天一阁水域面积自此扩大了十倍。陈先生在他的《东园记》有云:“曲岸弯环,水漾涟漪,堂之影、亭之影、山之影、树之影皆沉浮波中,虚实互见,清风徐来,好鸟时鸣。而万竿摇空,新篁得意。阁有书卷,园存雅趣,洵甬人之清福也。”(图十四)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在修复范氏余屋、新修南园、建造书画馆时、建设古籍库房时,均恢复、配建了对应的水域面积,既增加的灵动的空间,又完善了给排水系统。目前天一阁博物馆范围内,水域面积占全部占地面积接近5%。
图十四:天一阁东园。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3.文化遗存的变化。
城市转型过程中,大量遗存被改造、移作他用或彻底遗弃。改造者如1930年代将鄞县县学改为医院,子城的南城楼改为火警瞭望台等。他用者典型的就是将宁波府学拆除改为鄞县运动场(今中山广场),利用城墙拆毁后的空间与材料建设华美医院、效实中学等等。1980年代后,旧城改造过程中,直接覆盖进行新建的情况也较为多见。与此同时,传统的器具、文书随着生活方式、阅读方式的变化,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星际修士。
但八十年来,天一阁总会抓住机会,尽自己所能把这座城市丢掉的东西,捡回来、保护好。在可移动文物方面,明代天一阁原藏7万多卷书籍,至民国时期仅剩2万多卷。天一阁1930年代向公藏机构转型之后,古籍藏量开始触底反弹,抗战之前,散出书籍的访归工作已经开始,1940年代-1970年代,天一阁先是成为民国鄞县文献委员会和《鄞县通志》馆驻地,建国后又长期成为宁波市的文物管理主管部门,古籍藏量暴增至30万卷(图十五)。不可移动文物方面,1930年代迁入府学尊经阁、明州碑林,建造了用于放置城墙砖的千晋斋。1970年代之后,更多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的古建筑及其构件如百鹅亭、凝晖堂、抱经厅、水北阁等被搬迁到新扩展的区域,目前天一阁管理区迁入古建筑已达十几栋,各类碑刻180多件,各种老旧构件不计其数。
图十五:天一阁藏书。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总结:宁波城市持续近百年的奔跑,带来的是传统形态的快速消失,而天一阁在变成公藏单位之后,迅速成为古典城市碎片的回收站、老管家。在继续延续水乡环境、庭院空间、文脉遗存这三种气质的同时,也让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她已经不再是古典时代那个精致的江南小庭院了。她已经变成拥有三十万卷古籍、三万多件文物、四千六百平方米库房、三万两千平方米保护范围,管理三处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庞然大物。
于是,藏书楼之外,她又获得了另一种身份特战风云,我们暂且称之为:城市故宫。
三、遗存保护与作为现实样本的天一阁
天一阁历史上的发展的过程,外因是主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内涵、越来越巨大的体量,我们的前辈一直在做着反思与总结,希望给未来的发展提出明确的方向。
1933年的天一阁重修计划,就并不局限于天一阁建筑和庭院本体的维修,还包括了尊经阁与明州碑林的迁建,也包括了一个未完成的“新天一阁”作为明代以后书籍的存放空间和公共的国学图书馆(只是由于抗战爆发,民国“新天一阁”计划未能实现),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扩建规划(图十六)。
图十六:重修后的天一阁庭院。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面对内涵与外延早已超出范氏司马第范围的天一阁,我们先后委托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浙江省古建筑研究院编制了《南国书城天一阁详细规划》、《天一阁国保单位保护与发展利用规划》(图十七)。从超越范氏司马第的角度,将不同区块的功能要求,统一规划天一阁范围内院落、园林、水系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划及大地影响了后续的营建思路,奠定了今日天一阁的基础面貌。
图十七: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南国书城》规划。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进入新世纪,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开始进入有机更新的阶段,这当然是有三个内在原因的:
一是环境变好。用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在2017年8月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学术论坛上讲的那句话:“从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和提升文化自信,第一位就是物质遗产的、传统空间的保护,虽然过去我们拆了很多,但是现在,至少在国家层面,确实在用心做。前不久厦门鼓浪屿刚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文化、自然)数量,仅次于意大利。
二是存货变少。2012年,住建部联合国家文物局开展了一次检查。在全国11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有13个名城已无历史文化街区,18个名城只剩一个历史文化街区,一半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已经不符合历史街区的标准。就宁波而言,老城区内的8片历史街区目前已经有5块改造完毕,月湖西区也正在协商建设,仅剩两个街区保持原始风貌。随着城市遗存的快速消失,拆迁成本的不断提升,原有的抹平重建的模式,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已难以为继。城市有机更新、改造的模式已经出现了许多成功案例。
三是要求变高。目前,关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有三种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范围扩大:从“个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从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到2005年的《西安宣言》,保护的范围在扩大,从文物本身扩大到它周围的环境,再扩大到成片的有历史意义的街区和地段,更注重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关联。
——内容增加:从“古代遗产”到“20世纪遗产”。1979年,《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已出现20世纪遗产,标志着国际上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迹”的保护,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的保护。
——技术转变:从“静态保护”到“过程保护”。《威尼斯宪章》开创了动态保护的时代,宪章中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要求保存全历史信息,保护各个时期的叠加物,如同让人读出历史长卷的各个章节;二是要求修补既要整体和谐,又要和原来的部分有明显区别;三是要求保护遗址的完整性,不应重建,一般不得迁移。
面对这样的局面,天一阁终于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随着天一阁所在月湖西岸历史街区的开发,外延的不断扩展告一段落;随着城市有机更新与《文物法》的深入人心,古建筑的迁移不会再轻易出现了;随着公藏博物馆管理的规范化和民间收藏的兴起,大规模的藏品入库也已经不再可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时代已经远去,天一阁也将迎来有机更新的时代。
在具体实施有机更新之前,我觉得我们必须理清三个问题,因为感觉到有一些共性的意义,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彰显核心价值?
天一阁是一座藏书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这个定位大概没有人会觉得不妥金雪贤。但是,落实到建筑与环境来说,因为最近八十几年来的外延扩展,已经把藏书楼的核心价值在空间上稀释掉了。就建筑而言,我们有藏书楼、民居、祠堂、戏台、小型庭院、大型园林,还有现代化的文物库房。就陈列而言,既有范钦及其故居主题,又有天一阁发展主题;既有针对某一类藏品的主题,也有针对某一位文化名人的主题;既有传统婚俗的主题,更有麻将起源地的主题。而且这些陈列散落在各处,很难串出一条主线。
第一次来到天一阁的游客,瞬间就会被迷失在3.6万平方米的南国书城之中:有些人会误把尊经阁当成天一阁,因为重檐歇山顶的官式建筑更接近普通人眼中的“阁楼”;有些人走完天一阁记住的不是藏书楼而是金碧辉煌的秦氏支祠或者麻将陈列;更多的人反映,天一阁中只见园林不见书。
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声音。有一种说法,就是将范氏司马第和天一阁单立出来,剥离掉八十年代之后新增的园林和祠堂建筑;另一种说法,则是忽略掉所有建筑原本属性,全部替换成古籍主题的陈列。
我认为:天一阁到今天既然是藏书楼又是城市故宫许茹云,无论内涵还是形态都已经相对稳定。那么,面对巨大、丰富的空间形态,如何调整才能彰显核心价值杨云骢?这还得求助于天一阁最原始的三种气质。藏书活动是书香门第的文化选择,而宁波老城的家族文脉又是在湖居生活和精致园林中生长和传承的。天一阁北侧的司马第建筑群和古籍库房展现的是藏书楼存在、发展的历史脉络;南侧的祠堂建筑群则是讲述一个个书香门第文脉相传的最佳场景。天一阁北侧可称为文献的大本营,南侧则是文人的大本营,而人与书就应该在位于天一阁中部泉石玲珑、充满诗意的园林环境中会面,在古代这里是宝玉黛玉共读西厢记的地方,在今天则完全可以成为绝版无二的公共阅读空间。如此,我们才能把传统的藏书文化更为立体、更为接地气的展示出来(图十八)。
图十八:天一阁的三种空间。图片来源:作者基于天一阁导览图修改。
由此我也想到了许多历史街区、传统村镇改造中的问题——为例彰显而彰显。有一个古镇,当地自古以来文风很盛,其中一个姓林的家族明代出过状元,于是地方上将状元故里所有林氏家族的建筑都整修了一遍,哪怕有些传统建筑与林家没关系也一定要凸显与林氏家族的渊源。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路,把这镇上明清时期几个大家族文脉相传的遗迹都展示出来,告诉大家因为有这么多家族崇尚文风,才会有林家的脱颖而出。状元故里不见得是一家一户撑起来的,而是古镇的山水、文脉、民风共同作用而滋养出来的。立意高了,更多的发展利用的可能也就出现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正在保护的哪一种真实?
对于建筑和空间的价值判断如果无法形成共识,则保护方式、利用的程度根本讨论不下去。
从不可移动文物的角度来看,天一阁建筑与环境的核心是两个国保单位,一个是天一阁藏书楼及其庭院,另一个是后来归入天一阁范围内的秦氏支祠。这两个国保建筑,所有的保护、利用、陈列的方式严格依据相关规定执行张紫炜,身份明确,依据健全。
但是在历史发过程中迁入、复建的传统建筑,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目前天一阁26栋主要建筑中,其中1930年代之后迁建的占到34%,复建的占11%,新建的占到36%,换句话说,如果明代的范钦穿越时空来到今天的天一阁,他会吃惊的发现:这里八成的建筑他都没见过!
其实我们在历史街区、城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一样面临类似的问题,挂牌的文保单位、文保点动不了,周边的各个时代的建筑是保护还是去掉?不去掉,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中间地带?我的观点很明确:慎对迁移,全过程保护。
——慎对迁移。站在今天的角度,天一阁大量的迁建、复建是历史上形成的,我们尊重历史,但是更应该避免重演历史。在今天《文物法》、历史遗产保护相关规范已经如此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对于构筑物的迁移、重建要慎之又慎。历史建筑其产生、发展,一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不是凭空长出来。如果随意迁移、重建了,不要说今天的技术能力能不能再现原有的材料、形制和工艺,哪怕有一天技术问题都解决了,把建筑与其周边的环境割裂开来迁到一个完全无关的地方,或者以假乱真在遗址上加盖新东西,都是不符合遗产保护、文物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的。
有人会较真:原真性的真到底是什么样的真?明代的院落,清代、民国一直到用到现在,你说要保护,保护的是哪朝哪代的真?这就是涉及到《威尼斯宪章》里面的概念——全过程保护。我认为:不改变原有发展状态即为真,在未进入保护状态之前,历史上正常使用这一建筑而产生的改造、附加、延伸,都是建筑生命周期的重要部分。作为历史遗产的医生,我们只能切除肿瘤,不能割掉喉结!
我可以举天一阁的两个例子:
宝书楼北侧的,经常被误认为天一阁的那栋更为漂亮的道光年间建筑,实际上是1935年迁入天一阁的府学尊经阁(图十九),她是一栋官式建筑,如果我们无视天一阁最近八十年来城市故宫的发展脉络,硬要作范氏藏书楼的原教旨主义者,肯定无法容忍一个官式建筑竟然可以出现在私家民居里!但是在没有《文物法》和《威尼斯宪章》的当年,我们的前辈们,在文庙被拆毁的最后一刻,将这座藏书楼搬到了天一阁北侧,让这座城市里最有名的私家藏书楼和官家藏书楼并肩而立、相看不厌,要不是抗日战争爆发,原计划还将在边上建设现代化的“新天一阁”,成为公共图书馆……你能说那些前辈们不用心、不可敬么?这难道不是宁波藏书文化在新时代的一种形态升级么?该不该保留,不言而喻嘛!

图十九:尊经阁。图片来源:天一阁档案资料。
还有,天一阁北侧紧挨着范氏故居建筑群,有两个现代化的书库,如果天一阁藏书楼是第一代书库(1566),那么北书库(1982)就是第二代书库(图二十),古籍库房(2010)就是第三代书库(图二十一)。也有人提出,明清风格的古建筑群边上不该出现的钢筋水泥,但是两个现代书库各自建设时,征用的是当时还不属于天一阁的地块,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再将书按照古代的方式保存书籍,古籍需要更为科学和现代的保存条件。三个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书库一字排开司徒公办案,尽管年代上跨越四个半世纪,但使用同一种书柜,收藏同一类书籍,这难道不是在向天一阁的缔造者致敬么?难道不是这座城市文脉不断延续的象征么?这种空间意向不值得保留和彰显么?
图二十:北书库。图片来源:互联网。

图二十一:古籍库房。图片来源:互联网。
第三个问题:遗产保护是项目运营还是研究会诊?
目前建筑遗产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争取国家文保项目的立项,二是列入地方政府推动的基本建设项目。其实这两种模式都有自己的局限。
文保资金只针对文保单位,但上等级的保护建筑,即便是在成片的历史街区之中也不见得很多。与此同时,国家级、省级的文物保护资金面向的是一国、一省全部的文物,必然优先保护最为濒危的建筑,或者只针对建筑病害部位进行修复,而周边风貌协调、配套设施建设、发展利用等问题,就无法一并解决。
那么地方基建资金的使用是不是灵活一点呢?确实灵活,但是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这里举一个故宫的例子:2002年,故宫启动“百年大修”规划,计划持续到2020年。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2014年至2015年间,这一修缮工程却中止了一年多的时间。2016年上海举办的“近现代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更新发展”的高峰论坛上,单霁翔解释了叫停的原因:
第一是招投标,中标的单位没有队伍,中标之后才开始找包工头,包工头以最便宜的价格找农民工。所以可能几个月前还是收麦子的农民,立马就上了太和殿了,没有传统的技艺。
第二是政府采购,所有的材料都要货比三家,比的是便宜,而不是优质。材料质量得不到保障。
第三是执行力。每年10月,钱款拨下去后,次年8月就开始催,钱有没有花到60%?到年底如果没有花掉就收回。逼着大家赶快花钱,这种状态下是无法科学地修复的。
第四是由于老工匠没有干部身份与中校闪婚,到了年龄要退休,不能返聘。故宫博物院里八大作的传承人一个一个都走掉了。而他们培养的年轻人大都是周边地区的,没有北京户口进不来;北京本地的年轻人又不愿意学瓦匠、木匠。所以故宫三年一届培养的传承制的师傅进不了北京,又回原籍了。
目前主要国保单位在发展中都遇到过这种问题。所以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指出:文物保护,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研究项目。国家文物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推进了“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在养心殿修缮前,故宫邀请各个部门的学者先花两年时间进行研究,学者们共上报了36个科研课题,最后确定了其中的33个。在此基础上,找到每一个文物的病害,再开始进行修缮。不能把古建维修当做一场战役,而是一次会诊。唯有如此,才能有更为准确、靠谱的修复过程。
城市遗产的保护工作,可能跟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保护有一定的不同,但是研究性行为的介入一定是大势所趋。我们很多城市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该再使用纯粹商业开发的模式。如果我们动手前能够对区域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特点先做一次保护性研究,提取出需要保护的核心价值,区分出不同层次建筑的保护边界,则完全可以做到风貌保留与区域开发利用的双赢。目前一些城市正在对够不上文保级别的历史建筑,出台保护图则,细化规定每一栋建筑的保护核心点,她的价值在山墙?还是在庭院?或是门窗样式?明确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我想这对于历史建筑的科学开发利用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指导。
作为文保工作者,今天我更多结合自己的工作,跟大家交流了我对于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毕竟管中窥豹,不足之处还请谅解。我觉得:诸位所讨论和研究的老城保护与活化的工作,是一种真正有活力、有前景、有责任的实践工作,诸位所面对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单纯的文物保护的范畴,如果说我们在制作精美的标本,你们是在再造一个贯通过去与未来的生态系统。向大家致敬、向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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